Лианг Киу Ванг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методов обнаружения вождения транспортного средства в состоянии усталости
Аннотация статьи: Усталость водителя транспортного средства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ой причиной дорожно-транспортных происшествий, которые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большую угрозу дл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дорож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ями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ряд методов обнаружения, а именно: субъективные, объективные и основанные на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и информации. Субъективный метод не является надежным, поскольку он опирается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на чувства водителей. Объективный метод, т.е. метод на основе датчиков, является наиболее широко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ным.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метод, основанный на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информации, который контролирует физические и умствен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водителя, а также ходовые качества автомобиля, лучше, чем два вышеупомянутые. Будущ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будут сосредоточены на стандартах определения усталости водителя, идентифицирующей системе, стоимостных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х оборудования, лучшем соединении с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ми технологиями, а также на применении результатов наше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вождение транспортного средства в состоянии усталости, метод обнаружения, ходовые качества, автомобильные тренажеры, дорожно-транспортное происшествие, дорож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疲劳驾驶检测方法研究
王良秋
（中华人名共和国 内蒙古警察职业学院交通管理系 呼和浩特 010051）
摘 要：疲劳驾驶已经成为道路交通安全中的重大安全隐患， 目前, 疲劳驾驶检测方法主要有主观、客观、基于信息融合技术的检测等方法。主观检测方法主要靠机动车驾驶人的主观因素来进行判断，可靠性不高；基于各种物理传感器的疲劳驾驶客观检测方法已成为工程应用领域的研究重点；基于信息融合技术的检测方法，它将基于机动车驾驶人生理参数的监测方法和基于行为特征的监测方法相结合将是理想的监测方法。未来的研究将从制定疲劳驾驶检测标准、建立可靠的驾驶疲劳评价体系、提高疲劳驾驶检测设备性价比、提高应用信息融合技术等几方面进一步完善疲劳驾驶检测方法,并将其应用到道路交通管理中。
关键词：疲劳驾驶；检测方法
项目资助：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项目资助(项目编号:NJZC13356); 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2MS0708)。
1 引言
道路交通事故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灾难和难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统计，全球每年有近130万人死于道路交通事故碰撞事故，2000万至5000万人因被碰撞受到非致命性伤害，这些伤害是造成人们残疾的一项重要因素[1]。
疲劳驾驶是指驾驶人因长时间驾驶，产生心理机能和生理机能的疲劳和失调，从而产生注意力分配能力下降、反应能力下降、车辆操控能力下降等不良反应的驾驶行为。疲劳驾驶特别是营运驾驶人疲劳驾驶已经成为诱发道路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为道路交通管理埋下重大安全隐患。尽管由于种类和数据质量的不同，各国对于疲劳驾驶造成的事故的估计也不尽相同，但是都得出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所造成的交通事故占有很大比例。据德国保险公司协会估计,在德国境内的高速公路上,大约有25%的导致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都是因为疲劳驾驶而引发。法国国家警察总署事故报告表明，因疲劳驾驶导致的意外占人身伤害事故的14.9%、死亡事故的20.6% [2] 。 美国俄克拉荷马州收费公路局(the Oklahoma Turnpike Authority)1965年发表了对1953至1964年2128名机动车驾驶人发生车辆碰撞事故的调查结果:22%的机动车驾驶人打盹驾驶；48%的交通事故归结于疲劳驾驶 [3] 。卡耐基梅隆大学在驾驶模拟器上进行的研究表明:机动车辆重大事故9.1%归因于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而夜晚疲劳驾驶的重大事故率约达19.9%[4]。Loughborough大学的研究人员分别对996名载重汽车和4621名轿车男机动车驾驶人进行跟踪调查,发现有29%的机动车驾驶人在开车时打瞌睡,其中10%的机动车驾驶人由于困倦而导致交通事故[5]。日本的事故统计揭示，因疲劳产生的事故约占1%-1.5%[6]。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年交通事故统计资料可知，疲劳驾驶所造成的道路交通事故占事故总数的15—20% [7]。Maclean等回顾了以往学者对疲劳驾驶的研究文献,得出20%的交通事故与疲劳驾驶相关的结论[8]。澳大利亚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调查发现，由疲劳驾驶导致的重大交通事故占 4%以上[9。英国交通研究实验室调查结果显示，10%以上的道路交通事故与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有关[10]。
由此可见驾驶疲劳已经越来越多的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驾驶疲劳同饮酒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一样，已经成为交通事故的重大隐患。
2部分国家对疲劳驾驶行为的法律规定及其缺陷
疲劳驾驶特别是营运驾驶人疲劳驾驶已经成为诱发道路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为道路交通管理埋下重大安全隐患，因而世界各国在道路交通法律法规中对疲劳驾驶行为进行详细规定和严厉处罚。
部分国家明确了认定营运车辆疲劳驾驶的时间标准。如德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都以时间为标准对疲劳驾驶进行详细规定。其中，有的国家明确区分了营运驾驶人的驾驶时间、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规定营运驾驶人的工作时间不仅包括驾驶时间，还包括驾驶等待时间及车辆加油、上下货物等所需时间，以改善工作时间超长及轮班方式不当等情况。
部分国家实行驾驶日志制度。为保证营运车辆驾驶人及运输企业严格遵守驾驶时间，防止疲劳驾驶，澳大利亚等国家要求营运车辆驾驶人每天按规定填写日常行驶记录，既有利于运输企业对疲劳驾驶违法行为及时管理和自我纠正，也方便警察随时执法和检查。
各国对疲劳驾驶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较大。各国针对疲劳驾驶行为普遍规定了较高的罚款处罚甚至吊销驾驶证，并责令疲劳状态的驾驶人强制休息、强制车辆停运；韩国对疲劳驾驶人可以予以拘留；丹麦对疲劳驾驶情节严重者可以予以拘留甚至判处有期徒刑。 此外，部分国家对其他责任主体对驾驶人的疲劳驾驶行为负有连带责任。其一，德国、澳大利亚规定如果营运驾驶人的疲劳驾驶行为与其所属运输企业有任何必然关联，如企业对出车计划安排不合理等，则要追究运输企业及相关管理人员的连带责任，以强化运输企业的交通安全主体责任。其二，法国规定如果车辆所有人对驾驶人的疲劳驾驶行为负有责任，则也要对车辆所有人进行处罚。
从目前世界部分国家对疲劳驾驶行为的法律规定看，对疲劳驾驶行为的法律认定主要是劳驾驶的时间标准，认定方法和手段单一，缺少客观的检测方法。疲劳驾驶具有安全隐患，需要研究建立准确的驾驶行为指标，确定疲劳驾驶的判别依据，进而推动疲劳驾驶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丰富疲劳驾驶管理干涉方法。
3疲劳驾驶检测方法研究现状
引起疲劳驾驶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机动车驾驶人的疲劳主要是神经和感觉器官的疲劳，以及因长时间保持固定姿势，血液循环不畅所引起的肢体疲劳。机动车驾驶人长时间坐在固定的座位上，动作受到一定限制，注意力高度集中，忙于判断车外刺激信息，精神状态高度紧张，从而出现眼睛 模糊、腰酸背痛、反应迟钝、驾驶不灵活等驾驶疲劳现象。当前，研究疲劳驾驶检测方法总体上可分为主观、客观、基于信息融合技术的检测方法三大类。
3.1主观检测方法
疲劳驾驶研究初期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分析驾驶疲劳产生的机理并采取措施防止其发生，如让机动车驾驶人利用自我记录表对驾驶任务、驾驶习惯和驾驶时间等进行自我评测，从而对疲劳驾驶行为进行自我约束。主观检测方法主要包括评价性检测（皮尔逊疲劳量表、机动车驾驶人自我记录表、斯坦福睡眠尺度表、睡眠习惯调查表）和生理反应检测（闪频值检测、膝腱反射机能检测、两点刺激敏感阈值检测）。这种主观检测方法使用简单，但它们主要靠机动车驾驶人的主观因素来进行判断，可靠性不高，很难成为评价驾驶疲劳的标准尺度。
3.2客观检测方法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电子技术的发展，基于各种物理传感器的疲劳驾驶客观检测方法已成为工程应用领域的研究重点，目前应用比较多的客观检测方法有以下几种：
3.2.1 基于机动车驾驶人生理参数的检测
基于机动车驾驶人生理参数的检测包括脑电图信号检测、心电图信号检测、肌电图信号检测、眼电图信号检测、声音频率检测、脉搏跳动检测、汗液成分检测、唾液成分检测、呼吸频率检测等检测方法，最常用的有以下几种：
第一，监测脑电图（EEG）信号检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王炳浩等用KT98-2000A动态脑电仪描记了健康汽车机动车驾驶人驾车行驶时的动态脑电波,并与静止条件下,睁眼、坐在椅子上描记得到的清醒状态和瞌睡状态的脑电波进行对比。得到了判断机动车驾驶人是否疲劳状态的依据[11]。颜松等采用动态脑电仪记录健康汽车机动车驾驶人驾车行驶时的脑电波，对采集的信号进行多种功率谱密度估计及计算，得到机动车驾驶人清醒时起步、换档、转向等各种情况下脑电波不同频带的平均功率谱密度比值，并与机动车驾驶人磕睡时的脑电波平均功率谱密度比值对比，从而论证了用α波和δ波的平均功率谱密度之比G(α/δ)及用α波和θ波的平均功率谱密度之比G(α/θ)作为机动车驾驶人磕睡判定指标的合理性[12]。毛科俊等为了实现驾驶疲劳的及时预报，利用脑电仪在模拟驾驶中采集机动车驾驶人的脑电数据．采用BP神经网络构建预报系统，分别对delta波、alpha波单独输入和两者同时输入时预报精度进行验证，结果表明，两者同时输入时预报效果最理想。[13]刘苗苗等根据脑电信号的非线性特征，使用非线性动力学的多尺度熵方法来分析12名受试者处于不同驾驶状态时各导联脑电信号的多尺度熵值。实验结果表明:非疲劳驾驶状态时的熵值高于疲劳驾驶状态时的熵值。说明多尺度熵可以区分不同的驾驶状态，可以作为检测驾驶疲劳的一个指标。[14]脑电图一直被誉为监测疲劳的“金标准”。
澳大利亚的Saroj KLlal 和Ashley Crarg 对35名非专业机动车驾驶人进行试验，以他们在清醒状态下的平均EEG活动为基准，分析得出了他们在清醒、接近疲劳、疲劳、极度疲劳（打瞌睡）和从疲劳中警醒这五个不同阶段脑电图的变化特点[15]。Kecklund等[16]发现脑电图从清醒到瞌睡会有明显的变化,θ波有明显增加,这就为检测疲劳/瞌睡的发生提供了依据。
第二，心电图（ECG）检测。心电图指标包括心率指标和心理学变异性指标，它是判断驾驶疲劳的一项重要生理指标。上海交通大学的杨渝书等采集了16名被测试者在实验室驾驶操作90min的心电信号，并对实验开始和结束时的15min时段内心电信号的7项时，频域指标进行分析，发现有4项心电时，频域指标与机动车驾驶人的疲劳驾驶明显相关[17]。
第三，脉搏跳动检测。日本电脑便民公司，在转向盘上安置探测装置检测脉搏跳动情况，利用软件实时分析并判断机动车驾驶人是否疲劳[18]。脉搏跳动检测其可靠性和灵敏度也很好，但其是接触式的，易对机动车驾驶人产生干扰，不易被人接受。
第四，肌电图（EMG）信号检测EMG信号的测量一般采用诱发电位的方法，在肌肉表面固定好表面电极，肌电信号经表面电极传至肌电图记录仪。Hostens等人使用此方法研究了机动车驾驶人长途驾驶时疲劳产生的过程。研究发现，疲劳产生后表面肌电图的幅值上升，肌电平均频率下降[19]。EMG信号检测与脉搏检测的优缺点相似，只不过其在可扩展性上比脉搏检测要好。
3.2.2 基于机动车驾驶人行为特征的检测
基于机动车驾驶人行为特征的检测包括PERCLOS法检测、眨眼频率检测、头部位置检测、视线方向检测、嘴部状态检测、瞳孔大小检测等检测方法。
第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吉林大学王荣本等[20]用基于视觉的方法,通过检测眼睛的开合状态来检测疲劳,出发点与明尼苏达大学(美)Papanikolopoulos的方法[21]一致,但是与二者不同的是,对眼睛的跟踪与眼睛开/合识别方法上,Papanikolopoulos用模板匹配的方法,而王荣本等提出了用BP网络对眼睛开合状态进行分类,分类准确率达85%。解放军航空医学研究所对飞行员驾驶时的瞌睡检测方法进行了研究,设计出了新的眼睛跟踪红外成像系统,跟踪速度达24帧/s,平均跟踪准确率达97.5%。同时研究了瞌睡时闭眼时间、快眨眼次数、慢眨眼时间和次数的特征模式,据报道能够在6s内预测瞌睡事件[22]。北京工业大学赵晓华等基于疲劳驾驶时的驾驶行为变化特征，运用统计方法建立了基于驾驶行为的疲劳驾驶状态判别方法，将ROC曲线方法用于驾驶行为指标判别疲劳驾驶阈值的确定。[23]
第二，在国际上，利用眼动作为疲劳判别指标的研究相对比较成熟。早期尼桑的Hiroshi等、丰田的Kazuhiko等都利用了眨眼周期的特征,利用基于计算机视觉的方法,对摄像机采取的脸部或眼部图像序列进行实时处理,提取所需要的特征并加以识别判断。卡内基梅隆研究所经过反复实验和论证,提出了度量疲劳的物理量“PERCLOS”,即单位时间(一般取1 min或者30 s)眼睛闭合70%的时间所占的比例,并设计了检测装置,这是最早报道的能自动测量和跟踪被测者眼睛睁闭情况,并且能检测到疲劳现象出现的系统。1998年10月,美国联邦公路管理局(FHWA)在实验室中模拟驾驶,作了多种疲劳检测指标的比较(包括眨眼持续时间、眨眼频率、明显的头动或体动和PERCLOS等),得到测量结果认为PERCLOS的测量方法准确率最高[24]。
3.2.3 基于车辆行为的检测
机动车驾驶人在疲劳状态下对车辆的控制能力会下降，主要表现在对方向盘转角、刹车、油门、侧位移等操控能力的下降和车辆本身的状态参数速度、加速度等的改变。基于车辆行为的检测包括转动盘转动角度检测、车辆行驶速度检测、车道偏离检测、手握转向盘压力检测、前方车距检测、制动踏板力检测、油门踏板力检测等检测方法。目前常用的有以下几种检测方法：
第一，转动盘转动角度检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研究主要集中在监测方向盘转动角度。2000年，石坚、吴远鹏、卓斌(上海交通大学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和马勇、许晓鸣(上海交通大学自动化系)通过传感器测量机动车驾驶人驾驶时方向盘、踏板等的运动参数来判别机动车驾驶人的安全因素，发现方向盘的操纵情况与机动车驾驶人的疲劳程度具有一定的联系，方向盘较长时间不动,说明机动车驾驶人在打瞌睡[25]。刘志强等人为有效地实现疲劳提前预警，研究了心电信号(ECG)和转向特征随驾驶时间的变化规律。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建立了综合的ECG评价指标来分辨机动车驾驶人的疲劳状态。分析了机动车驾驶人在不同驾驶状态，不同的道路线形下的转向行为[26]。
美国Electronic Safety Products 公司开发的转向盘监视装置S.A.M.是一种监测方向盘非正常运动的传感器装置，适用于各种车辆。方向盘正常运动时传感器装置不报警，若方向盘4 s不运动，S.A.M.就会发出报警声直到方向盘继续正常运动为止。S.A.M.被固定在车内录音机旁，方向盘下面的杆上装有一条磁性带，用以监测方向盘的运动。使用S.A.M.并不意味延长驾驶时间，而是要提醒机动车驾驶人驾车时不要打瞌睡。另外,S.A.M.与录像机配合使用可以为保险公司提供证据[27]。Eskandarian A，等以方向盘转动情况为切入点，认为方向盘的微小运动与机动车驾驶人警惕性的降低有关系，在警惕性高期间，小幅度的方向盘运动很频繁;在警惕性低期间，大幅度的方向盘运动则很常见[28]。李啸等人[29]分析了驾驶前期和后期方向盘转角特性的不同，得出机动车驾驶人正常驾驶汽车直线行驶时方向盘转角范围。
第二， 车辆行驶速度检测及车道偏离检测[30]
Volvo汽车公司研制的“机动车驾驶人警示系统”通过实时监测车辆的行驶速度，判断车辆是处于有效控制状态还是处于失控状态，从而间接反映机动车驾驶人是否疲劳驾驶；Sandberg通过对车速、车辆横向位置、转向盘转角和航偏角的测量，利用前馈神经网络（FFNN）对测得的疲劳特征数据进行分类，进而判断机动车驾驶人是否疲劳。车辆行驶速度检测结构简单、成本很低，但是速度的大小很难准确的反映疲劳状况，只能作为辅助参数。
Ellison Research Labs实验室研制的DAS2000型路面警告系统，对车道标志线进行实时检测，当车辆偏离道路中线或车道标志线时向机动车驾驶人发出警告；美国Iteris公司研制的AutoVue系统，它通过一个朝向道路前方的CCD摄像头检测机动车驾驶人的行车轨迹，在机动车驾驶人因疲劳而导致无意识偏离车道时（如转向灯不开），可及时向机动车驾驶人发出警告；Chang等人利用机器视觉检测技术对车道标志线进行实时检测，当发现车辆异常偏离中线位置时，系统会发出警报提醒机动车驾驶人。车道偏离检测其抗干扰性强、可靠性较高，但是灵敏度一般。如上述二种车辆行为特征检测一些，其优势是非接触检测，信号易提取，缺点是容易受车型、路况、天气及个人驾驶习惯的影响较大，正常状态与危及安全的不正常状态难以界定。
3.3 基于信息融合技术的检测方法
任何一种疲劳监测方法都有自身的优缺点。因此，应用信息融合技术，将基于机动车驾驶人生理参数的监测方法和基于行为特征的监测方法相结合将是理想的监测方法。Rimini－Doering等采用多种方法综合监测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31]，他们采用的方法包括PERCLOS、道路跟踪和机动车驾驶人生理状态变化。经研究发现，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检测方法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状态进行检测非常有效。
4 问题与展望
4.1 问题
第一，目前对于疲劳驾驶的检测判别研究，更多的且相对成熟的倾向于将机动车驾驶人的生心里参数作为判别指标，这种指标虽然准确性强，但难以在实际应用中的推广使用，而只能停留在研究的层面。
第二，由于疲劳驾驶的不确定性，使得交警部门对它的预防管理非常困难，目前只能采取加大宣传力度、加强特定时间的巡逻监控、强化高速公路入口的管理等方法，没有立竿见影的预防措施。
第三，疲劳对机动车驾驶人的影响机理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疲劳对于机动车驾驶人生理放映机驾驶能力的影响等方面，不同角度揭示了疲劳影响驾驶行为的机理及威胁交通安全的原因，但并没有揭示疲劳与驾驶行为的关系，很难基于驾驶行为描述机动车驾驶人疲劳状态。
4.2 展望
从有关研究趋势可以看出，今后疲劳驾驶检测方法的研究应在以下方面展开研究：
第一，制定疲劳驾驶检测标准。通过生理参数检测等一些接触式检测方法，找出能精确体现疲劳的特征参数，建立疲劳与驾驶之间关系的数学模型，为非接触式疲劳检测确立合理的疲劳驾驶检测标准；
第二，建立可靠的驾驶疲劳评价体系。利用图像处理技术、认知神经科学及数据处理技术，系统的研究疲劳过程，大量进行实验研究，确定详细的疲劳驾驶评价标准，我们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第三，提高检测设备性价比。在不干扰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行为基础上，满足检测装置准确、可靠，提高该设备的性价比，设计可靠、低廉、有效、便携的疲劳驾驶监测系统，促进疲劳驾驶预警系统的产品化和商品化；
第四，应用信息融合技术。将疲劳检测设备与自动控制系统紧密结合起来，研究开发出一种车载、非接触、实时的疲劳预警系统，并将其普及，最大可能的提高预警系统可靠性。
参考文献
[1] 张铁军，肖贵平，延裴.联合国道路安全行动计划十年全球计划及启示. [J]综合运输，2011，6：50—53.
[2]李都厚，刘群，袁伟，刘浩学.疲劳驾驶与交通事故的关系. [J]交通运输工程学报，2010，4：104—109.
[3] FHWA report number: FHWA-MC-97-001. http:∥fhwa.dot.gov, 1997.10.
[4] Randell N. A tool to improve driving safety. Society of Automotive Engineers,1998(7):45~70.
[5] Transport Research Laboratory. Driver fatigue-a killer on the roads. http:∥www ntsb.gov/itsal private.htm,1998.10.
[6]疲劳驾驶与交通事故[QL][2004-12-10] .
[7]王国正.道路交通伤害研究和思考[J].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学科学院学报，2007，（8）：455-458.
[8] MACLEAN A W, DAVIES D R T, THIELE K. The haz-ards and prevention of driving while sleepy[J]. Sleep Medi-cine Reviews, 2003, 7(6): 507-521.
[9] Fletcher A, Dawson D. Field-based validations of a work-related fatigue model based on
hours of work [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F, 2001, 4: 75-88.
[10] Singh S, Jamesl. Investigating driver fatigue in truck methodology [J]. Transportation
[11] 王炳浩，魏建勤，吴永红. 汽车机动车驾驶人瞌睡状态脑电波特征的初步探索[J].汽车工程，2004，26（1）：70-73.
[12] 颜松， 魏建勤， 吴永红. 汽车机动车驾驶人瞌睡状态脑电波特征提取的研究[J].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医学工程学报, 2005，24（1）：110-113.
[13] 毛科俊，刘小明，赵晓华，荣建. 基于脑电信号的驾驶疲劳预报关键参数选取[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10，7.
[14] 刘苗苗，艾玲梅.驾驶疲劳脑电信号的多尺度熵分析[J]. 计算机技术与发展， 2011，8.
[15] Saroj KL Lal,Ashley Craig. Physiological indicators of driver fatigue[A].2000 Road Safety Research, Research, Policing &Education Conference[C].
[16] Kecklund G, Akerstedt T. Sleepiness in long distance truck driving: an ambulatory EEG study of night driving. Stockholm, Sweden: Department of Stress Research and National Institute for Psychosocial Factors and Karolinska Institute,1998; 36(9)∶1007.
[17] 杨渝书，姚振强，李增勇等. 心电图时频域指标在驾驶疲劳评价中的有效性研究［J］．机械设计与制造，2002，（5）：94-95.
[18] 李贞，冯晓毅．基于传感器技术的驾驶疲劳检测方法综述［J］．测控技术，2007，26（4）：1
3.
[19] Hostens I,Ramon H．Assessment of Muscle Fatigue in LowLevel Monotonous Task Performance during Car Driving[J]．Journal of Electromyography and Kinesiology,2005,15(3):266
274.
[20] Wang RB, Guo KY. A monitoring method of driver fatigue behavior based on machine vision. Proceedings on Intelligent Vehicles Symposium, IEEE, 2003:110-113.
[21] Sarbjit. S, Papanikolopoulos NP. Monitoring driver fatigue using facial analysis techniqu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IEEE/IEEJ/JSAI, 1999: 314-318.
[22] Zhou YB, Yu MS, Jin ZR,et al. Video-based drowsiness detection method for pilots and drivers. Beijing Biomedical Engineering, 2003; 22(1) .
[23]赵晓华，杜洪吉，荣建.基于ROC曲线的疲劳驾驶判别方法及系统研究［J］．交通信息与安全，2014，第32卷，P88-94.
[24] Dinges DF, Grace R. PERCLOS: a valid psycho physiological measure of alertness as assessed by psychomotor vigilance. 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 Office of Motor Carriers,1998:26-29.
[25] 郑 培，宋正河，周一鸣 .机动车机动车驾驶人驾驶疲劳测评方法的研究状况及发展趋势［J］．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大学学报，2001,6(6):101-105.
[26] 刘志强，焦立峰.疲劳驾驶的转向特征研究［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1，6.
[27] Mingwang Mao, Liping Du.Research on Drive Fatigue Detection using Wavelet Transform[J].
[28] Eskandarian A，Sayed R，Delaigue P，et al．Advanced driver fa-tigue research［R］．Washington:U．S．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Federal Motor Carrier Safety Administration，2007:21
24．
[29] 李啸，鲍际平，王猛猛等．直线行驶过程中汽车方向转角的研究分析［J］．道路交通与安全，2008，8(5):43
46．
[30]吴雅萱，李文书，施国生，周涛．疲劳驾驶检测技术研究综述［J］．工业控制计算机，2011，8．
[31] 戴军，张进，姚洪略等．基于信息融合技术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度实时监控系统［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6，6（6）：29
31．
Э.В. Лантух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Й ПОДХОД В ТЕОРИИ СУДЕБНОЙ
ЭКСПЕРТИЗЫ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юрид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многократно обсуждались вопросы о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единого подхода к проблемам судебной экспертизы в различных видах процессов. Все чаще констатируется, что един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ой регламентации института судебной экспертизы не существует, несмотря на очевидное внутреннее тождество его сущности. Это связано с отсутствием системного подхода к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ю данного вида правов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что порождает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и вызывает трудности в 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реализации правовых норм [1].
Судебная экспертиза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межотраслевой комплексный правовой институт, включающий в себя совокупность действий должностных лиц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органов, ведущих процесс, а также лиц, обладающих специальными познаниями в определенных областях науки, технике, ремесла. Институт судебной экспертизы в праве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совокупность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обособленных норм, регламентирующих
процессуаль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и отношения при назначении и проведении судебной экспертизы в различных видах судо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уголовного,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го, налогового и др.), имеющих свою юридическую конструкцию и единые начала, идеи, принципы, определяющие механизм и способы правового воздействия [2].
Как отмечает А.В. Кудрявцева, признаками судебной экспертизы как института уголовно-процессуального права являются: а) основания назначения и основания проведения экспертизы; б) своеобразие и относительная обособленность правоотношений, складывающихся в процессе назначения и проведения экспертизы; в) процессуальная форма назначения и проведения экспертизы, г) единые начала (принципы); д) собственная юридическая конструкция; е) своеобразный механизм правового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Все эти признаки характеризуют особый юридический режим как определяющую категорию для выделения отдельных институтов [3].
Принципами судебной экспертизы как института уголовно-процессуального права являются: принцип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прав личности при назначении и проведении экспертизы; доступность заключения эксперта, публичность судебной экспертизы;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и автономия эксперта при проведении экспертизы; «состязательность» судебной экспертизы; обоснованность и своевременность назначения и проведения экспертизы.
Правовой институт судебной экспертизы регулирует правоотношения, складывающиеся в процессе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органами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правосудия процессуаль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по получению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 – заключению эксперта.
Предметом правового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института судебной экспертизы являютс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и правоотношения, складывающиеся в этой сфере. В качестве объекта этих правоотношений выступает собственно эксперт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а в качестве субъектов – различные участники судо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реализующие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ные им права и выполняют возложенные на них обязанности [4].
Судебно-эксперт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носит обеспечительный характер следственно-судеб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и без данного предназначения не может существовать. Данный вид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им из видов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Целевое финансирование из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бюджета предопределяет уровень соотношения судебно-эксперт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с уровнем следствен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оптимизирующей уровень и характер судебных перспектив. Исходя из этих положений, следует признать, что судебно-эксперт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должна выполняться лишь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ми структурами, осуществляющими данный процесс. Вознаграждение за его выполнение должно предоставляться лишь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лицам, занимающим штатные должности экспертов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и исполняющим эту работу так же как основной вид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И он не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как работа конечной целью, которой является получение прибыли. Сама же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состоит в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и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 экспертизы (ст. 1 и 2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Закона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удебно-эксперт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Тем не менее, судебно-экспертную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нельзя представлять лишь сферой, обеспечивающей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ую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по выполнению судебных экспертиз. Как в зарубежных странах, она должна быть представлена как судебно-экспертная наука и практика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обеспечивающая решение практических задач [5].
Судебно-эксперт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как научно-приклад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в систем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должна развивать в себе не тольк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ые, но и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свои научные составляющие компоненты, чтобы быть подлинно дееспособной системой, не выступая лишь как обеспечивающий систему ресурсный процесс. Выстраивая свою структуру не на основе текущих решений, а передовых научных идей [6].
Задачами судебно-эксперт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является применение специальных знаний через свою систему для получения материально отраженной криминалистически значим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с применением инструментально-технических средств и технико-кримин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методов и средств [7].
Конечной целью судебно-эксперт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как системы обеспечения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я является как его обеспечение источниками экспертных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 так и обеспечение в процессуальных и не процессуальных формах собственно самого юридическ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в целом [8].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в целях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и автономии эксперта судебную экспертизу по уголовным делам необходимо поручать только экспертам, работающим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экспертном учреждении независимом от органов, осуществляющих уголовное преследование и от ведомств. Лиц, не работающих в экспертных учреждениях привлекать для проведения экспертиз только тогда, когда специалисты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ей отрасли специальных знаний отсутствуют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экспертном учреждении и только при налич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лицензии на занятие эксперт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ю.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в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постоянно обсуждается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я системы судебно-экспертных учреждений, и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экспертно-кримин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й органов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Концепция ее ре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должна включать в себя следующие ключев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1) централизация всей систем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судебно-экспертных учреждений страны, подчиненной единому центру (Министерству юстици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у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или иной новой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руктуре).
Так, на базе существующих экспертно-кримин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й ОВД можно было бы создать общую, единую для всех правоохранительных министерств и ведомств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судебно-экспертную службу, с возложением на нее задач п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у кримин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и близко к ним примыкающих, наиболее часто назначаемых инженерно-технически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взрывотехнических, би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 иных экспертиз. Также на нее следовало бы возложить ведение кримин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гистрации, которая по существу уже стала межведомственной и, конечно, участие экспертов в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 следств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по приглашению (вызову) следователя, но только при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и тяжких и наиболее тяжких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и непременно с учетом профиля их специальных знаний [9].
Финансирование данной экспертн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должно осуществляться, как уже было сказано, из средств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бюджета и иных не запрещенных источников. Средства, получаемые по гражданско-правовым договорам в полном объеме обращаются в бюджет и используются для развития материаль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й базы; 2) задачами руководящего судебно-экспертного ведомства должны выступать – реализация един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в сфере судебно-эксперт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 судебно-эксперт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подготовка, переподготовка и повышение квалификации кадров;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е судебно-эксперт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недрения в нее достижений науки и техники,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го опыта;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и развит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сфере судебно-эксперт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3) функциями единой судебно-экспертной службы должны выступать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всех видов судебных экспертиз по уголовным, гражданским делам и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ым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м;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органов, осуществляющих дознание, оперативно-розыскную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ведение кримин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учетов и коллекций, участие его сотрудников в следственных и иных процессуальных действиях в качестве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лишь при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и тяжких и особо тяжких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и др.
Список использованных источников
Россинская Е. Р. Некоторые проблемы судебно-эксперт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 русле судебной экспертологии // Материалы V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учно-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судебной экспертизы в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условиях (Москва, 22–23 января 2015 г.). М., 2015. С. 2–9.
Лантух Н.В. Проблемы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я структурных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й уголовно-процессуального права // Вестник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2009. № 9. С. 75–80.
Кудрявцева А.В. Судебная экспертиза в уголовном процессе России. Монография / Науч. ред.: Лившиц Ю.Д. Челябинск: Изд-во Урал. ун-та, 2001.
Зайцева Е.А. Судебная экспертиза: в поисках новых парадигм // Уголовное судо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М.: Юрайт, 2011. С. 321–350.
Усов А. О доклад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ША «Об укреплении судебно-экспертной науки США» и его значении дл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удебно-экспертного сообщества //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судебной экспертизы. 2010. № 2. С. 35–39.
Комиссарова Я.В. О предмете теории судебной экспертизы // Судебная экспертиза в парадигм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ауки (к 85-летию. Ю.Г. Корухова): сб. матер. 54-х кримин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чтений: В 2-х ч. – М.: Академия управления МВД России, 2013. С. 326–330.
Грибунов О.П. Технико-кримин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обеспечение раскрытия и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отдельные аспекты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состояния // Криминалистические чтения на Байкале - 2015. Материал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учно-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Иркутск. 2015. С. 150–154.
Аминев Ф.Г. О некоторых проблемах науки и практики судебно-эксперт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 Судебная экспертиза в парадигм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ауки (к 85-летию. Ю.Г. Корухова): Сб. матер. 54-х кримин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чтений: В 2-х ч. – М.: Академия управления МВД России, 2013. С.30-36.
Каминский А.М.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ая регламентация института судебной экспертизы и юридическая практика. Волынский А.Ф. Республика Беларусь реформировала систему экспертных учреждений. А Россия? // Материалы V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учно-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судебной экспертизы в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условиях (Москва, 22–23 января 2015 г.). М., 2015. С. 119–124; С. 216–218.
|
